从铁本到星宇：常州替工业城市补上产业治理这一课

导读

我在《跃迁：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强势崛起》一书里阐明，二十二年前，真是铁本事件让常州明白，工业增长不能靠越过规则、拼规模、赌周期，后来才有常州的新能源之都；二十二年后，星宇股份的应届生解约风波又把另一道考题摆到台前：一家地方制造业龙头企业，能不能把劳动关系、组织治理和全球供应链责任，当成真正的竞争力？

铁本与星宇分别击中了两个时代的软肋：一个城市真正的产业升级，不只看GDP、产值和“链主”数量，还要看规则能不能托底，企业能不能尊重人。

常州两次“撞墙”，都撞在两个时代的软肋

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：铁本事件与星宇事件，性质不同、量级不同，不能为了标题的冲击力硬做类比。但把时间轴拉长，它们确实提出了同一个问题：当旧方式跑不下去，常州能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产业知识和治理能力？

2003年，铁本钢铁计划建设年产840万吨的钢铁基地。项目没有取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批文，却通过拆分项目等方式在地方层面推进。

2004年4月，国务院专项检查组进驻常州，项目戛然而止。那次撞击，终结的是“拼土地、拼投资、拼规模”的旧增长冲动，也让常州付出了一笔沉重的产业学费。

但常州的可贵之处，是没有一直趴在原地。此后，从“科技长征”到布局光伏、动力电池、整车、汽车零部件和新型电力装备，这座老工业城市用了二十年重新学习产业。

铁本留下的废墟，没有变成常州产业发展的墓碑，反而成了它转向高技术制造业的起点。

2026年8月，星宇股份又把常州推到聚光灯下。常州市人社局通报确认，公司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，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；协商过程中“方法简单生硬，缺乏充分有效沟通”，企业致歉并停职处理人力资源总监。

多名当事人和媒体报道还原的细节则更刺眼：一些入职仅一个多月的应届生，被要求在“个人原因离职”和转去一线操作岗位之间选择。

二十二年前，常州撞上的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发展规则；二十二年后，它撞上的是新一代劳动者的权利意识、全球客户的供应链规则和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审视。

前一次考的是“项目怎么上”，这一次考的是“企业怎么管”！

企业经营有压力，但不能一边拿政府人才补贴，一边将新人集中裁员

汽车零部件企业当然有压力。整车价格战向上游传导，客户年降、原材料波动、研发投入和海外建厂，每一项都在挤压利润。

星宇也不是高枕无忧：2026年上半年营收68.84亿元，归母净利润6.69亿元，同比下降5.26%。制造业没有永远轻松的日子，这一点我完全理解。但这并不等于企业已经到了必须突然解约应届生才能活下去的地步。

2025年，星宇股份实现营业收入152.57亿元、归母净利润16.24亿元；截至2026年6月底，货币资金约27.11亿元，资产负债率39.07%。这些数字至少说明，它面对的是经营压力，不是生存危机。

我不赞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把这次事件直接定性为“为了港股上市美化报表”。

产业评论可以锋利，但不能把推断写成事实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一家经营总体稳健、正在推进全球化和H股上市的行业龙头，为什么会在校招录用、岗位配置和用工调整之间出现如此大的落差？

如果市场变化发生在招聘之后，说明经营预判和人力规划出了问题；如果岗位早已缩减，却仍然大规模发放录用通知，说明招聘决策和业务需求脱节；如果确有调整必要，却用“个人原因离职”与转岗一线的方式处理，说明合规审查和组织沟通没有守住底线。

更有报道指出：企业据此拿了政府的人才补贴，同时美化了研发人员占比等数据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是一个HR总监停职就能解释清楚的。

把应届生当成经营节奏的调节项，表面上省下的是几个月工资，实际透支的是校招信用、雇主品牌和一代年轻工程师对制造业的信任。对一家技术密集型零部件企业来说，这笔账比补偿金贵得多。

一个地方、行业龙头企业的用工越来越依赖外包本身就是问题

星宇事件不能只盯着107人看。把公司近几年的人员数据连起来，才会看见更深的变化。公司披露的员工总数从2024年末的10426人降至2025年末的7532人，一年减少2894人；与此同时，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.4万小时增至2025年的1087.4万小时，增至原来的约4.6倍。

这组变化本身不能自动推出违法结论。劳务外包、灵活用工也不是原罪，制造业面对订单波动，确实需要弹性。

但当正式员工快速减少、外包工时快速增加，再叠加应届生入职后短期解约，企业就必须回答：这种弹性究竟是在提高组织效率，还是把经营波动过多地转嫁给劳动者？

我一直讲，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只是设备、良率、成本和交付。真正稳定的量产能力，背后一定有一支熟悉工艺、愿意沉淀、能够把问题留在现场解决的队伍。外包可以解决峰谷，不能外包责任；灵活用工可以调节产能，不能把人才培养也做成“用完即走”。

中国制造正在从“人口红利”转向“工程师红利”。如果龙头企业一边喊智能化、全球化、具身智能，一边把年轻技术人才视为随时可以删除的成本项，就会出现最讽刺的一幕：企业买到了更先进的机器，却失去了愿意把机器调好、把工艺做稳的人。

90后、00后不是更难管，而是更会争取自己的权益

星宇管理层可能低估了新一代劳动者的变化。二十年前，刚毕业的年轻人遇到类似情况，往往会死心认栽重新找工作；今天的90后、00后会保存录音、合同和聊天记录，会研究劳动法，会向人社部门投诉，也会把材料递交给海外客户的合规渠道。

这不是年轻人“玻璃心”，更不是“不懂感恩”。他们只是比上一代更清楚：录用通知、劳动合同和岗位约定不是人情，而是双方都要履行的承诺。企业可以调整经营，但不能要求劳动者单方面为错误决策买单。

更值得企业警醒的是，劳动关系已经不再只是内部管理问题。

部分当事人向星宇的海外客户投诉后，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已启动专项调查。对一家服务奔驰、宝马、大众等全球客户、又在推进H股上市的供应商来说，一次国内用工争议，可以迅速传导为客户审查、ESG风险、雇主品牌风险和资本市场问询。

过去中国制造出海，大家以为只要产品出去、工厂出去就够了。今天不是这样。产品走进全球供应链，企业的劳动关系、环境责任、投诉机制和治理能力也会一起被审视。ESG不是年报里的一章漂亮文字，而是客户随时可能启动的一套追责机制。

这次应届生维权给所有制造业企业上了一课：劳动关系已经从HR后台走到了供应链前台、资本市场前台。谁还把它当成“关起门来处理的小事”，谁就可能在全球化门口交一笔昂贵学费。

“家文化”不能只讲温度，行业龙头企业更要讲制度

不少民营企业喜欢讲“家文化”。企业创业早期，人少、关系近，老板亲自管招聘、管生产、管员工吃住，“像一家人”确实能够形成凝聚力。但企业做到百亿营收、万人规模并进入全球供应链以后，再用家长制替代制度，就会出问题。

真正的家文化，不能只有员工需要付出时的“责任”和“感恩”，也要有企业决策失误时的担当；不能在需要加班时把员工当家人，在需要缩编时又把员工当数字。温情如果没有合同、程序和尊严托底，最后很容易从“家文化”滑向“家天下”。

中国家族企业正在进入代际交接期。创一代最值钱的能力，不只是敢闯敢干，也包括对政策边界、社会情绪和利益平衡的敏感；创二代和职业经理人带回来的数字化、资本运作和全球化工具当然重要，但如果只学会“降本增效”，没有学会如何尊重人、约束权力、承担责任，接过来的就只是资产，不是企业家精神。

百亿企业不能再依靠老板个人的圆滑来维持平衡，而要依靠董事会、管理层、法务、人力资源和申诉机制共同守住边界。企业越大，越不能把重大用工决策做成一次临时运动；越想全球化，越要把规则写进流程，而不是写在墙上。

常州的第二次成人礼，是要服务和监督两手都得硬

常州市人社部门介入调查，确认解约人数和协商问题，推动企业致歉、提供就业帮扶，这是必要的第一步。后续企业又提出求职生活补贴等方案，说明舆论、监管和市场压力已经促使它纠偏。该肯定的要肯定。

但如果事情最后只落在“方法简单生硬”和“沟通不足”上，反思仍然不够。

方法只是表面，真正的问题是校招计划如何形成、业务部门是否真实提出需求、调整决定由谁批准、为什么要求劳动者以个人原因离职、类似做法会不会再次发生。只有把这些机制查清楚、改到位，才算完成治理修复。

第一，企业要把校招当成长期信用。应届生放弃其他录用机会来到常州，企业就不能把录用承诺当成随时可以撤回的意向书。岗位调整必须有充分依据、合法程序和对等补偿。

第二，监管要与产业服务保持同样的专业度。地方政府可以帮助龙头企业解决用地、融资、人才和出海问题，也必须在劳动权益、补贴使用和公平就业上保持独立。服务企业与监督企业从来不是矛盾，真正专业的监督，恰恰是在保护企业长期价值。

第三，城市要把人才感受纳入营商环境。今天争夺产业，不只是争项目和资本，更是在争工程师、研发人员和青年人才。年轻人愿不愿意来、来了能不能留下、遇到纠纷是否相信本地规则，这些都是“新能源之都”含金量的一部分。

常州不应该因为一家龙头企业受到批评就觉得“丢了面子”。恰恰相反，一座真正成熟的工业城市，既能为优秀企业鼓掌，也敢在企业越界时踩刹车。保护龙头，不是替它遮风挡雨，而是防止它在掌声里失去边界。

最后

铁本事件之后，常州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用二十年完成产业重建。这说明常州有学习能力，也有从失败里长出新能力的韧性。今天的星宇同样不是一家可以轻易否定的企业。它能从一家小车灯厂成长为中国汽车照明龙头，靠的是三十多年技术、制造、客户和组织积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更应该经得起批评，也更有责任完成治理升级。

二十二年前，常州学会了不能靠越过规则、盲目扩张换增长；二十二年后，它需要让自己的龙头企业明白：不能靠透支劳动者的尊严换效率。前一课，让常州从传统工业城走向“新能源之都”；后一课，决定它能不能从产业高地继续走向现代产业文明。

铁本的废墟上，长出了一个更懂产业的常州。星宇的风波之后，我希望常州还能长出一个更懂规则、更尊重人、也更值得年轻人留下来的自己。

标本的价值，从来不是供人围观，而是让后来者少走弯路。

(注：本文基于公开信息及产业调研撰写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)

本文作者顾国洪，畅销财经书籍《跃迁：中国新能源汽车为何强势崛起》作者，曾担任新能源汽车产业电机、电控、电池头部企业高管，吉林大学青岛汽车研究院副院长、江苏大学新能源汽车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副院长；目前担任深圳、浙江两大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研究院院长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价值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。